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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回归常规加息幅度：美元或继续走弱，人民币有望维持强势******

　　澎湃新闻记者 侯嘉成

　　北京时间2月2日凌晨3时，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4.25%-4.5%上调25个基点至4.5%-4.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去年3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首次放缓加息幅度至25个基点。美联储重申，预计继续上调目标区间将是合适的。

　　去年12月，美联储首次将本轮加息周期的加息幅度放缓至50个基点。美联储已在2022年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达425个基点，加息速度为近40年来最快。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对澎湃新闻表示，这是加息周期中单次加息的常规幅度。这种温和的加息节奏，有利于经济体系渐进适应紧缩的货币环境，同时也能达到抑制通胀的效果。

　　“通胀率自去年8月开始下降，近期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然见顶。此时加息节奏回归常规当属合理。”胡捷表示，去年有50基点和75基点的加息幅度，背后的原因是前期对于通胀上升趋势和速度的低估，导致没有及时加息，以至于后期以超常规步伐加息，挽回局面。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CPI同比增长6.5%，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小同比涨幅，也是美国CPI同比涨幅自2022年6月创出40年来峰值9.1%后连续6个月下降。

　　同时，美国去年12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5%，弱于前值的5.5%，为连续第六个月放缓；核心PCE物价同比增长4.4%，同样弱于前值的4.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分析师白雪对澎湃新闻表示，最近通胀数据持续下行，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收紧压力。美国12月CPI和PCE物价指数已同比连续六个月持续回落，其中CPI环比首次转负，薪资增速也在稳步趋缓。

　　白雪表示，在供应链压力不断缓解、内需降温的作用下，通胀已初步形成温和回落趋势，美联储超常规大幅加息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此外，多个月度经济数据转弱、先行指标的下滑，也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已开始显现。这将支撑美联储自2月起恢复常规加息幅度。

　　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录得1.18%，较疫情前0%左右的水平仍有明显上涨，但较2021年底4.3%的水平确实有所下降。

　　美国通胀的韧性何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劳动力数据依然强劲，但近期的就业报告显现了“积极的迹象”，但“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通货收缩并未以牺牲劳动力市场为代价，这是一件好事，”但鲍威尔说，美国经济仍处于缓解通货膨胀的“早期阶段”。

　　展望通胀前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王晋斌对澎湃新闻表示，通胀下行是比较明确的趋势，但是不会很快降到美联储的目标区间。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有所降温，但去年12月工资收入的年率同比涨幅超过4%，仍能够支撑美国的消费和通胀。通胀下行到4%左右的水平时，或将保持一定的韧性。

　　“现在能源、食品等供给冲击的价格因素减弱，给了美联储聚焦劳动力市场来控通胀的机会。”王晋斌说，通过观察工资水平、失业率、劳动服务类产品的价格变化，美联储能够聚焦，货币政策就不太会“错杀”总需求。从该视角来看，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可能在增加。

　　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曹誉波对澎湃新闻表示，因为能源价格回落，美国通胀压力得到明显缓解，但分项数据看，房租和服务业的通胀仍在攀升，这说明通胀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具备粘性，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认为美联储需要保持较高利率甚至加息的理由之一。

　　具体看劳动力市场，白雪表示，供给不足仍然令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边际降温但依然偏紧”的状态，这意味着住房通胀的黏性，以及劳动力市场支撑下的薪资增速，将仍然对通胀，尤其是核心通胀的回落速度和幅度形成较大制约。预计2023年年末美国CPI同比有望回落至3%-3.5%区间。

　　美国经济的“软着陆”还有可能吗？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政策利率大幅上涨，但他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希望仍然存在。

　　“我仍然认为，在不出现经济大幅下滑或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有一条途径可以让通胀率回到 2%。”鲍威尔说。他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呈现正增长，即使它会下降到一个“缓慢的节奏”。

　　从经济数据看，美国去年4季度GDP意外走高，主要是服务消费良好。

　　曹誉波表示，由于服务消费具备长尾效应，且对利率相对不敏感，后续可能继续支撑美国经济。但零售、工业产出、房地产销售等较“硬”的数据表现不佳。综合来看，美国经济面临“软着陆”风险。

　　胡捷表示，依照当前通胀的态势和对联储加息节奏的预判，预计经济数据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很低，今年的GDP增长将为0.5%左右，失业率将在4%-5%，年底通胀为3%-4%。

　　白雪表示，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进一步走弱，预计2023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难以避免，但经济仍有韧性，这将令衰退的时点偏晚，大概率不会在上半年出现。

　　“从最新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GDP数据来看，剔除库存变动和净出口的最终私人销售——即衡量美国经济核心经济动能的指标，已降至2020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结合PMI等领先指标的不断下滑，以及多项月度数据的回落，表明美联储持续紧缩对内需的抑制作用已经开始显现。”白雪说，2023年随着上半年加息进程的持续，高利率和经济衰退预期将明显对投资形成抑制，加之疫后服务消费的修复红利逐渐消退，消费动能将进一步回落，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避免。

　　白雪还表示，服务消费支撑下，美国经济并未失速：2022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2.1%，仍位于长期趋势之上。2023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支撑薪资增速保持上行，叠加超额储蓄以及消费信贷支撑，以及通胀的下行，短期内消费仍有保障，美国经济将维持较强韧性，下行速度可能偏缓，上半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

　　加息进入“尾声”？资产走势几何？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看，王晋斌表示，一年来除了日本央行没有加息，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有较大幅度或比较密集的加息。现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开始进入加息的尾声。

　　目前，IMF预计全球经济产出增速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2023年的2.9%。王晋斌表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风险资产的价格是利空；但是总体上，由加息带来的风险资产价格承压将减少。

　　胡捷表示，今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将持续收紧，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转向。全世界持续进入货币紧缩、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

　　“由于美国一马当先引领加息的态势不再，美元指数大概率呈现震荡态势，上升乏力，且有下行压力。由于美元加息路径和步伐逐渐清晰，且大概率在年中结束，资金面收缩程度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逐渐褪去，因此美股的价格已经开始筑底，最迟年中重新进入牛市。”胡捷表示，全世界经济放缓成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价格总体承压。

　　值得注意的是的，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等主要央行都将在本周召开2023年度第一次议息会议。

　　“整体来看，上述央行都已处于本轮加息的尾声。相比较而言，欧洲央行相对更为鹰派，一是尽管能源价格回落，欧元区通胀压力依然严峻，二是欧元区经济数据持续转好，给了欧洲央行加息的底气，三是欧洲央行公开发言也相对鹰派。而英国则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即使经济数据也转好，但仍呈现出衰退性特征，且金融市场脆弱性风险较大，英国央行的加息较为谨慎。”曹誉波表示，从外汇市场看，欧元相对强势，英镑相对偏弱，美元已从去年的高位大幅回落。

　　行情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已从去年114.7的高位回落到目前的100.9左右。

　　白雪也表示，预计欧洲央行仍将保持收紧步伐。同时，日本央行为遏制通胀飙升，2024年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12月意外扩大目标收益率波动区间已透露出这一趋势。由此，美国与欧洲、日本等央行货币政策的边际分化将推动美元指数在2023年继续回落，这将助涨欧元、日元等主要非美货币。

　　国内方面，白雪表示，虽2023年上半年海外维持收紧态势，但在国内物价形势整体稳定背景下，国内政策仍有充分条件“以我为主”。

　　“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增长取向。人民币汇率有望在2023年步入升值通道：一是在美联储加息放缓、年中前后有望结束本轮加息的背景下，2023年美元指数将大概率延续下行；二是疫情影响显著弱化、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背景下，2023年国内经济基本面将有较大程度修复。”白雪说道。

　　白雪表示，外部压力趋缓，叠加内部因素的改善，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在今年扭转去年的贬值局面，转为上行。预计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枢有望达到6.6附近。这对于缓解资本流出、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有利因素。

世界为什么如此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近观中国)世界为什么如此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世界为什么如此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专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王帆

　　中新社记者 黄钰钦 郭金超 张蔚然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互动始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在会晤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拜登则表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对未来世界走向至关重要。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王帆，解析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世界性意义。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中美关系任何微小变动都会深刻影响世界

　　中新社记者：人们都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关乎两国，也关乎全球和平与发展。如何从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受到的全球高度关注来理解这句话？

　　王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美国将长期保持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地位。中国和美国都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现实的历史背景和两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美关系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动，都会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与日俱增的巨大压力以及潜在风险。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共同心愿，这也是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现实赋予两国的历史责任。

　　正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会晤时所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中新社记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何选在G20期间？在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刻”的当下，在印尼举行的元首会晤是否释放某种地缘政治信号？

　　王帆：领导人在多边会议中举行双边会晤，是元首外交中的一种形式。2018年和2019年习近平主席连续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和大阪峰会上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元首转为线上沟通。

　　G20峰会恢复线下举办和G20的性质，为中美元首会晤创造了外部条件。中美两国避免加剧紧张关系的意愿、共同面对的跨国挑战和走出全球经济困境的需要，是此次元首会晤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的论坛，G20峰会不同于“剑拔弩张”的安全问题会议，拥有一个相对轻松的会议氛围，有助于与会领导人通过面对面外交，更坦诚、建设性地就共同关心的发展问题沟通交流。

　　近期，多场重要国际会议相继在东南亚国家召开。除了印尼巴厘岛的G20峰会，还有稍早前的柬埔寨金边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G20之后的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说明东南亚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上述三大活动都在东盟成员国举行，这是时间与地点安排上的巧合，但东盟东道主发挥的协调与沟通能力也不应被低估。即使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中，东盟也会致力于让东南亚成为大国合作而非角力的场域。

　　在全球来看，东南亚的经济复苏稳中向好，未来很有可能出现诸如东盟和其他区域新的地区间合作框架。在地区架构层面，东盟中心地位不断形成机制化安排，为其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作用提供了可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系列的会议表明亚洲是和平合作的区域，是开放包容的区域，也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助推器，希望亚洲不被战乱所扰，不被危机所困，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留下最大的希望。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合作

　　中新社记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这是此前不多见的时间背景。在此背景下举行的元首会晤将对中美关系走向有何影响？

　　王帆：中共二十大胜利闭幕，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束，两国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中美需要一个相互协调、战略沟通的机会，客观上也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创造了窗口期。

　　中共二十大上产生了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二十大报告从战略全局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会晤中，习近平介绍中共二十大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时强调，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近期，中美之间尤其是高层互动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松动”，存在止跌企稳的共同预期；二是，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和美国一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这也显示出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基本立场未变。

　　在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之际，两国都需要一次会晤来制止双边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本次会晤是一个起点，可以为一些关键的双边交流开辟更多的空间。但中美关系能否重回正轨，仍取决于美方能否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中新社记者：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仍是外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和期待。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都需要中美展现领导力、合作力。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帆：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加深，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才能解决。但美国国内一些反华政治势力，将对中国的竞争和遏制扩散到了许多可以合作共赢的领域。

　　实际上，中美在经贸、能源、科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抗击疫情、复苏经济、应对气变、反恐、防扩散、解决地区热点等全球性议题上都承担着重大责任。双方曾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引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了一件件造福世界的大事好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打交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

　　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曾在气候治理领域展开一系列合作，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变革，塑造了气候治理新格局。未来中美依然可以在气候治理领域携手合作，应对危机。

　　中美关系偏离轨道将严重危及世界稳定

　　中新社记者：从国际政治上看，美国试图通过“塑造周边战略环境”围堵中国，胁迫各国选边站队、编织各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这一做法将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王帆：美方把中国定义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在战略围堵中国方面花样翻新，试图破坏中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

　　近年来，美国提出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重振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延续并强化了“印太战略”的实施，对印太地区的联盟结构进行了再塑，主要表现为巩固和强化四边机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修复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关系，在联盟结构上呈现出“网格化”的形态特征，以此积极为“北约化”进行结构扩边准备。

　　所有这一切都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实质性的破坏和影响。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这种偏离是危险的，代价也将是高昂的。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其用心人尽皆知。中美经贸和科技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

　　中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将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喻为“置身裸露电缆的潮湿车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则形容中美关系可能步入“新冷战”的“梦游综合症”。您认为中美是处于“新冷战”吗？中美元首会晤对于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有何作用？

　　王帆：中美尚未处于“新冷战”，美国官方虽然也表示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在行为和政策上，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风险大增，因此如何避免“新冷战”是中美两国的必答题。

　　在动荡变革形势下，中美元首的会晤将有助于提升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两国找到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而导致两国关系失控走向全面冲突对抗，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约瑟夫·奈于2021年10月发表的文章，以“梦游者”隐喻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的国家行动，要避免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握有一手好牌，但实际上是“集体梦游”最终走向战争悲剧的风险，其原文指出的是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

　　事实上，约瑟夫·奈也并不认同中美之间发生“新冷战”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这种糟糕的说法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历史、政治和未来。审视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确实有集体梦游征兆。各国基于各自利益而选择对抗、竞争或者合作，但各方手段与最终目标间的逻辑似乎并不一致。约瑟夫·奈的文章提醒了我们，当行动与目标间出现矛盾，便要意识到这些逻辑互斥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日后意外的导火索。

　　中新社记者：中国民间舆论总是觉得，美方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说一套做一套”，且“说的永远比做的好听”。在中方看来，美方团队一度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策。在您看来，未来中美互动是否能缓解外界这种观感？

　　王帆：中美元首“坐下来谈”本身就传递出积极信号，有助于缓解当前局势的紧张氛围。美方在会前通过各个渠道放风，继“装护栏”说后，这次又提出要为中美关系“划清红线”等，美方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约束好自己的不当行为和挑衅行为。美国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能只限制别国，而放任自己。

　　习近平主席强调，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的“护栏设限”不能成为阻碍中国正当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手段。只有美方不越红线，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中方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态度更是坚决的，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完)

　　专家简介：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2009)、一流学科卓越特聘教授、外交学院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指导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分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安全与大国安全战略等。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重大课题及北京市课题多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